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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有限理性假设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一、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信息系统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乔治·斯蒂格勒和肯尼斯·阿罗为代表。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下的选择。由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任何决策都要在不确定性下进行,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完全理性只是理想假设,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得到帕累托最优解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通过对现实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研究发现,决策者的信息是不充分、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下市场是缺乏效率的,常常出现市场失灵。囚徒困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总体看来是最糟的,个人理性导致集体不理性;柠檬市场使得劣质商品驱逐优质商品。这两种现象都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确定性下的选择与结果也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同一选择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同一结果也可能得自不同选择。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不确定性和不对称信息为基础,研究如何通过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决策者双方的经济行为。

从广义上说,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弈论都属于微观信息经济学范畴,核心是研究信息不对称下的败德行为、逆向选择和委托—代理问题。信息经济学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提出通过设计合适的制度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避免市场失灵。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分支,通过对传统假定的修改,不仅解释了很多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在实际中更有着广泛应用。

二、实验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发表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从此实验经济学诞生。他认为应该用会犯错误的有限理性人取代理性经济人假设,以数理统计作为工具,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的有效性。弗农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证明了市场参数完全可能影响均衡产出的收敛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复杂经济现象实验成为可能,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验研究结果使得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开始转向以有限理性为假设基础,经济学主流理论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此外,实验方法也被大量运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研究当中,促进了这些理论的快速发展。

实验经济学认为,由于所分析的是人的行为,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必不可少,现实中的人也并非一直是理性的,非理性会使得人的行为不同。因此,对经济理论进行实验会使得数据结果呈现概率分布状态。实验经济学考察的是被实验者选择行为的报酬总合占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比率越高证明相应的理论模型更加可靠,实验经济学通过对比率的比较分析,探讨怎样把理论和理论模型加以改进。实验经济学根据对比率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对暂无现成理论的情形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并加以分析验证。以有限理性分析为前提的实验经济学,对现有理论有效性地分析和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是以实证方法来做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发生了重大变革。

三、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科斯在《企业的性质》《社会的成本》中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交易成本的,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决策者是通过市场还是企业配置资源取决于两者成本的比较,产权的安排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取决于能否降低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建立在行为人的基本假设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既有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又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非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利他主义、意识形态、自愿负担、爱、团结等因素都对人的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由于环境太复杂、行业太多、分工太细、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人对环境的认知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在信息不完全下,行为人会有机会主义倾向,不会做出最优选择,是有限理性的。

正如资本家不关心企业行为是否污染了环境,只是关心通过降低工人工资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具有盲目性,人的行为不一定理性。针对传统经济人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在弥补传统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由于人的行为受制度和非理性因素影响,制度又是不断变化演进的,经济学理论不会一成不变永远适用,经济理论也要随着制度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产权等制度方面的合理安排能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密不可分,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今经济理论界和社会中的影响的很巨大。

四、神经元经济学

神经元经济学又叫神经经济学、脑袋经济学,它是研究大脑及大脑怎样思维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科学事实及其概念强调人的有限计算能力、利他心和环境怎样影响人的经济选择行为,神经元经济学则通过对大脑活动事实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也可以看作是新型的实验经济学。源于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神经元经济学早期研究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怀疑,更多地是对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实证,因此得以与经济学相结合。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动物行为与人类一样也有自主过程,同样具有情感,正如恐惧可以躲避危险,感激、同情可以促进合作。长期的演化把这些对生存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感和行为的联系固化在神经系统当中,成为本能,在面临相似场景的选择时会再次唤起指导决策。行为决策并未完全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而是一个情感机制。威廉·詹姆斯认为,人之所以比动物更有智慧是人类的本能更加多,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比一般的动物得以变得更加精致和复杂,具备了更强的计算能力和情感。

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分析和研究,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实验得出人类具有“趋社会性”的结论,由于人类共同情感中的同情心、责任心、羞愧、感激、公平正义等情感因素的作用,个体的选择并不仅仅出于自利,通常还要顾及他人或集体利益,传统的自利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对人类偏好和行为的解释是有缺陷的,“趋社会性”会使人不只考虑私利,还会维护正义、道德,其对促进合作效率、维护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神经元经济学不仅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重大贡献,更是对理性范式提出了挑战和修改。

神经元经济学认为人的决策方式分为理性和情感两种方式,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分析范式。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对镜像神经元和神经系统自我激励工作原理的分析,正在逐步揭开偏好的本质秘密,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也是社会科学通过实证研究不得不过的必由之路。

五、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以马克思为思想前驱,广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凡勃伦,狭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使得演化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演化经济学把西蒙的有限理性说作为自己理论框架的基础,并借此对新古典经济学加以批判。马歇尔曾说,经济学的真正科学化应该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通过分析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强调用动态的眼光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在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很多创新往往是没有目的的。演化经济学指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众多非串谋个体选择行为的复合效应无法预测;个体决策能力与要解决的困难可能不匹配,存在能力——困难缺口等。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认为行为人决策时目标要具有模糊性,能够在结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时加以修正,遵循意外原理。演化经济学把有限理性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通过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来了解技术进步、行业变迁及技术的创新,最终解释经济如何演化。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和制度的变迁都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可逆的。

演化经济学关注变化,传统经济学关注静态均衡分析。演化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时间和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变迁要求经济理论不断调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重大的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制度方面在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在中国研究演化经济学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六、行为经济学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共同研究了直觉信念心理学和选择理论,通过对西蒙有限理性说的考察,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的理论基础上,通过研究系统性偏差他们得到了有限理性的图谱,他们发现,系统性的偏差会使人的选择不同于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创了行为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模型出发,他们做了三方面的研究:(一)不确定性条件下,行为人采取的判断偏差和启示法;(二)前景理论,用于解释如何进行风险选择和在风险选择中规避损失;(三)框架效益及其在理性经济人模型中的运用。

卡尼曼认为人的认知分为推理和直觉。推理需要经过深思熟虑,需花费精力;直觉不需要花力气去思考和计算,想法会自发在脑海中呈现。在经过系统地研究后卡尼曼指出,虽然心智会对人的精神及行为提供监控,但比较松散,大多数思维和行为都是直觉性的。研究发现,相比花费精力思考取得结论,人们更习惯满足于直觉判断的结论。

直觉的特性是能自发进入人的大脑,卡尼曼把这种自发进入大脑的心理内容称为可感知性。通过研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现有些特性确实相比其他的要更容易被感知。卡尼曼把这些无需费力思考就能自发产生的特性称为自然评价,例如,尺寸、距离、响亮程度、相似度、因果倾向、惊异度、情感强弱、情绪及刺激评价都容易被感知,均是自然评价。

基于以上的心理学知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通过对不确定性下的人的判断研究发现,在不确定性下判断的复杂任务被人们使用有限数量的启发原则简化为判断活动了。这些启示法虽然通常很有用,有的时候也会引发系统性的严重错误。

1974年,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在《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启示法和偏差》对启发式偏向做了解释,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往往需借助于以往的经验来简化风险判断和决策,通过启发来做出快速判断,这种判断虽然通常准确,但由于缺乏充分思考,信息又不完全,有时也会判断出现偏差,甚至引发系统性严重错误。最常见的启发式偏向包括代表性启示法(representativeness)、可得性启示法(availability)、锚定启示法(anchoring)。

有限理性假设在许多新兴的经济理论流派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快速发展,得到了许多对现实解释越来越贴切的结论和成果。经济理论假设前提的更合理,促进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创新和改进,相应地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随着新理论不断出现,新工作新方法又被不断召唤到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工作当中去,良性循环推动经济研究不断开花结果,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许多经济理论也被吸纳到主流经济学理论当中去。